相比而言，在西周诸侯国遗址中，燕国都城琉璃河遗址（位于今 北京房山）墓葬的殉人比例很高。1970年代，对琉璃河遗址的大规 模考古发掘发现，这里的西周早期墓葬分为周和商两个区：周人墓葬 在京广铁路以东的ii墓区，共16座，没有殉人；殷商遗民墓葬在京 广铁路以西的i墓区，共18座，殉12人，其中，五座各殉一人，三 座各殉二人，一座车马坑殉一人。经鉴定，这些殉人都是未成年人。 到西周中后期，该墓区已经没有殉人的现象。3

虽说琉璃河墓葬的殉人数量比起殷商时代已经少了很多，但在已 发现的西周诸侯国中还是比较高的，原因何在？这首先涉及本地原有 的风俗习惯。琉璃河遗址有夯土城墙的残留，墙基宽约10米（已被 西周初期墓葬破坏），说明在召公家族被分封到燕国之前，本地已经 存在规模较大的城邑和政权。虽然目前的考古尚未发现古城时期的聚 落和墓葬，但根据稍早一些的北京昌平张营遗址，夏代后期和商代前 期的张营居民中还流行着食人习俗，说明北京-燕国范围曾经存在比 较残酷的文化形态，而且很可能和殷商文化之间有密切关系，只是我 们还不清楚这种文化和商代后期乃至周初的历史如何衔接，但它很可 能延续到了新兴的燕国。

周初的封国中，燕国最为僻远，周王朝的影响力在这里已经比较 弱，所以当时人殉行为还比较突出，但大的趋势仍是殷商遗民被周文 化改造，所以并非殷商遗民墓区都会有殉人，琉璃河墓区的界限和铁 路也不完全重合。比如，1983年在铁路东侧发掘的一片墓区，共发 现西周时期的墓121座，有大中小各级墓葬，还有殉多组车马的坑, 很多伴有殉狗，但都没有殉人。4该墓区可能属于某些较早接受周人 理念的商人族群，但因出土铜器的族徽不太统一，数量也不多，难以 判断这支商人的来历。

再来看关中地区。

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内的西周初期“弓鱼”国墓地，已发掘出数座 规格较高的大墓，其中三座有殉人，都是用一名侍妾随葬男性墓主， 侍妾还有自己的小棺椁和部分随葬品：竹园沟的3和7都是只殉 葬了一名侍妾；茹家庄的l则殉人较多，不仅墓主和侍妾都有双层 棺椁，还发现殉葬者骨架七具，有四具装在木匣（棺）中，此外，墓 道口上层还有一具被肢解的青年女性尸骨。

该墓地的部分随葬青铜器具有明显的汉中特征，说明“弓鱼”家 族应该出自汉中，可能是在周文王时期作为周人的同盟部族迁入关中 的。从商代到西周前期，汉中一直有较强的独立性，王朝很难掌控， 再加上这种盟友身份，看来周族在一开始也是只好对它的人殉习俗持 容忍态度。不过进入西周中期后，这里的墓葬就不再有殉人习俗。

在关中盆地西北缘的甘肃灵台县白草坡遗址，有一处西周初期的 “漂伯”墓地，其中，2填土中埋有殉人一名、殉狗二只，随葬青铜 器有铭文“亚夫”，明显是商式青铜器;3亦有殉人一名、殉狗一只。 由此，这个“漂伯”可能是被周人册封和迁徙到关中的殷商部族。而 在关中盆地东北缘的陕西省泾阳县高家堡，也有一处西周初期的“戈” 氏贵族墓区，其中两座墓内亦各有一名殉人，且“戈”氏族徽也曾在 殷墟出现，说明他们也是被周人强制迁徙到关中的殷商遗民。

白草坡的漂伯墓区和高家堡的戈氏墓区的文化层堆积都不厚，也 没有发现成规模的城邑和居住区遗址，看来这里原本比较荒凉，只是 到了西周初期才有一些殷商贵族移民携带着祖传青铜器突然迁来，甚 至还有一些部族成员和奴婢，但家境已经远不如商朝时期。特别是戈 氏族墓地，随葬的都是最必要且使用过的青铜器，缺少玉器等奢侈品， 成套器物还被分别葬入了不同的坟墓，显然已属家道中落，只是又要 努力维持着体面而已。漂伯和戈氏墓区的存在时间不长，可能后来他 们又迁走了，原有的人殉风俗也就在颠沛中和周人的压力下逐渐失传。

在各诸侯国中，作为商朝嫡传后裔的宋国比较特殊。

在宋国都城商丘以南数十公里的鹿邑县太清宫镇，有一座两条 墓道的中字形大墓，随葬铜器铭文有“长子口”字样，墓主是一名 六十岁左右男性，棺木下方有腰坑，内殉一狗一人，殉人是一名 四十多岁的男性；此外，南墓道杀祭一人，墓室内南部殉八人，东、 西二层台和东、西棺椁之间各殉一人，能辨认性别的有二男四女， 都是青壮年。5殷墟中期花园庄东54的墓主是“亚长”,这位“长子口” 可能就是他的后裔。6该墓人殉规模较大，不过，宋国的殉人墓迄今 还只发现这一座。

作为商人的方国遗存，今山东滕州的前掌大遗址比较典型。它属 于殷商末期刚出现的商人“史”氏的薛国，延续至西周前期。前掌大 共发现殉人墓九座，殉人车马坑五座，共殉28人。这些殉人墓和车 马坑，少数属于商代末期，多数属于西周前期。从各种迹象看，西周 王朝建立之初，并未能把统治延伸到史氏薛国，这里的商人也没有主 动挑战周王朝，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