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如箭镶和用于收割的蚌镰, 显示当年这里是水滨湿地环境。

二里头一期（距今约3900—3800年）的聚落规模，继承了新著 遗址，面积约1平方公里，尚未发现大型建筑。不过，水稻在二里头

二里头与新窖遗址方位

人的粮食中已占据最重要地位：在这一期地层内，发现水稻953粒、 粟155粒、黍36粒。这个比例和新碧可谓一脉相承。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的二里头聚落规模不算大，还不可能统治到较远的地方，所以水 稻肯定不是外来的“贡赋”，只能是自己生产。

洛阳，位于中国地形第三和第二阶梯过渡带上的一个大平原和 山地的交界处，被断续的低山包围成不太严密的盆地，而黄河正是 从洛阳北部山地穿过，然后流入开阔的华北-黄淮海大平原。在新 石器时代，洛阳盆地一直有零星的聚落，到新石器末尾的龙山文化 时代（距今4500—4000年），曾出现部落间剧烈冲突的迹象，如各 种被杀害后遗弃的尸骨（王湾二期），9但并没有发育出大型城邑。 龙山时代的辉煌基本在洛阳盆地之外，比如，在东边，嵩山东南麓 曾出现过一系列夯土小城-小型古国，在西北方，临汾盆地则有繁荣 的陶寺古国。

龙山时代结束后，洛阳盆地才成为孕育华夏文明的温床。

大禹治水真相

《史记o夏本纪》中有一处很特殊的记载，说大禹在治水期间曾 经让他的助手“益”给民众散发稻种，在低洼多水的地方种植：

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

大禹推广稻作在其他古书中都没有相关记载，但在《史记》中却出现 过两次。这应当不是司马迁的笔误，而且，在新碧和二里头考古中也 都得到了验证。

在有关大禹的传说中，治水的背景是大洪水泛滥，所以有学者 认为，龙山时代的华北曾出现过一些古国，但在4000年前陷入萧条， 原因就是那场传说的大洪水。但这个观点很难成立，因为在新石器时 代，华北以粟、黍等旱作农业为主，基本不需要人工灌溉，从而聚落 也就可以远离河谷低地。龙山时代最显赫的古国，如山西陶寺、清凉 寺和陕西石郎，都坐落在山前和梁郎地带，比临近的河谷高出数十米， 不太会遭受洪水威胁。总之，它们的衰落可能各有原因，但不会是因 为洪水。

传说是经过诸多流变、改造的历史记忆，其最初的“内核”会被 层层包裹，甚至改头换面，难以识别。但参照考古成果，我们还是能 发现“大禹治水”的最初内核：一场龙山末期部分古人改造湿地、开 发平原的活动。

这涉及上古和后世地理环境的区别，需要多解释一下。

从历史时期直到现在，江河下游的平原地带都是人口最为密集的 地区，如华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但上古的石器时 代则截然相反，在没有人为筑堤干预的情况下，江河在平地上容易呈 漫流状态，而湿地沼泽并不适合农业。

《尚书o禹贡》这样描写黄河下游的景观：“又北，播为九河，同 为逆河，入于海。”这里的“九河”不是确切数字，是泛称，指下游 黄河形成多条扇状分岔，泛滥成为广阔湿地，与海滩相连。这是上古 时代未经治理的下游平原面貌，而内陆的平原地区，其环境也与此类 似。比如，关中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有大量和水有关的元素，捕鱼的鱼钩、 网坠，用蚌壳制作的各种工具，乃至陶器上画有大量鱼类图案等。这 些遗址大都分布在台地，远离湿地水滨，看来古人也会到湿地中渔猎。

而在华北地区龙山时代的遗址中，普遍有少量稻谷，虽然占比 很小，但说明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尝试利用湿地边缘种植水稻。 新智-二里头人则走得更远，他们已把水稻作为主粮，而这就需要开 发湿地，排干沼泽，将其改造成拥有灌排水系统的稻田。简而言之, 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大萧条”中，新碧-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 突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

这在文献中也能找到一些旁证。战国的孟子这样描述大禹的治水: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 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范，水由 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 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o滕文公章句下》）

从孟子的描述看，禹的治水工作就是排干和改造湿地。这其实是 新石器晚期以来几乎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比如，古罗马城是在公元前 6世纪王政时期的排干沼泽工程中初步建成的，甚至直到工业时代初 期，巴黎的凡尔赛宫，乃至整座圣彼得堡市，也都是排干沼泽后营建 出来的。

进入现代社会，平原地区的人口最密集，产业也最集中，但 这已经不是石器时代的本来面貌，而是后来人工改造地理的产物。 新碧-二里头人可谓这个变化的先行者。

当然